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制造业质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做强实体经济、继续抓好制造业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选择，着力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思想，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主动应对其他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全球制造业呈现大调整大重组、重构竞争优势新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动“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胜负手”之一，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发达国家集中发力于高端制造领域，新兴经济体则依靠低成本优势致力于建设新的“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呈现出高低两端同时发力、分化组合、重构优势的新特征。但从全球看，“制造业回归”之路并不平坦，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仍是大势难改。
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呈现梯级发展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成为经济复苏和振兴的主战场，也成为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的主战场。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智能制造的推进速度和成果超乎想象。发达国家制造业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承载着科技创新能力，研发活动聚焦于高科技领域。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美国在制造业基础及最前沿科技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紧随其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在不断巩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整体上出现了实体经济不振的趋势，在新一轮制造业竞争中出现“脱实向虚”的势头。但部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托低要素成本，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向其转移明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分工格局正在加速重构。
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回归”作为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制造业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以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突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孕育兴起，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欧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战略，试图以制造业的振兴摆脱危机，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2009年以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并采取了税收优惠、出口促进、降低能源成本、鼓励先进制造等措施，成为G7中唯一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国家。2011—2016年，美国制造业人口每年增加约22万人，年均增长1.5%。从增加值看，美国制造业年均增长0.8%，虽然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已经出现明显改善。新兴市场国家也不甘落后，致力于发展制造业，如印度发布“印度制造”战略，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但总的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受全球市场萎缩的影响，出现了金融房地产业超过制造业、甚至超过的幅度明显扩大的现象。
“再工业化”难以改变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规律。尽管发达国家在“再工业化”方面付出很大努力，“制造业回归”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长期看，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业比重下降的“去工业化”大势难改。作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去工业化”过程，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上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加速转移，这一过程持续推进。美英法日德五个发达国家服务业均维持2/3以上的比重，英国甚至达到80%，“去工业化”已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从危机后“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任务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重点不是重振传统产业，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利用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即聚焦产业升级换代。从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些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一些国家掉入了工业化“未完成”而制造业比重“先降低”的陷阱。总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些努力尚不足以扭转制造业所占份额长期下降这一大势。
在国际制造业竞争新格局下，中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回归”浪潮中，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端制造“流入”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同时，国际贸易中围绕高端制造业的博弈正在加强。我国制造业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口，挑战大，机遇也大。
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我国的工业化历程是世界奇迹。改革开放40年来，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一制造大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约占全球的1/7，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是美国的1/10左右，2015年产值比美国高出30%。1970—2012年，第二产业占比均在4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产业。2008年以来，我国工业也出现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特点。2013年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但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加快向中高端迈进，“制造业＋互联网”方兴未艾，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占比稳步提升。2017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11.3%和13.4%，增速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4.7和6.8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工业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偏快。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增速合理回落总体上是合乎规律的，但也要看到工业占比回落过快所表征的“脱实向虚”倾向。1991—2000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13.6%，到2016年降为6%，增速回落一半多。工业增速下降的同时，我国工业及制造业比重自2006年开始下降。2006—2016年，工业占比10年间由42%降至33.3%。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相比，降速显然过快。制造业占比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占比的差距，1990—2008年在23个百分点左右，2016年缩小为11个百分点。2013—2016年，工业就业人数占比连续下降，从30.3%降至29%左右。当前我国工业相对地位下降，既有加快经济结构优化、转向服务主导型经济的正面因素，也有做实业太难、金融服务不到位等负面因素，值得警惕。
国际贸易中的制造业博弈对我国构成现实挑战。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是标，制造是本。当前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质上是围绕制造业展开的一场博弈。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长期保持制造业高端领域的竞争力，遏制后发国家跻身高端制造领域。这对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进程，无疑构成了现实挑战，但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制造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加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决心。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实现由大变强。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夯实立身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历史性交汇的机遇，推动我国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技术正在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我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制造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我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向高附加值攀升的基础条件。我国产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高新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十大重点发展领域，是未来我国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将开放倒逼和合规支持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我国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和整个工业转型升级。
汲取发达国家制造业演进特别是“去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既要顺应产业结构演进大势，更加精准地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要珍惜和发挥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和形成的产业基础，争取我国制造业占比在2035年以前都保持在20%以上。要更好地发挥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能力全球第一的宝贵优势，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安全。
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更好发挥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处理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切实放宽中小银行准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扩大金融业开放，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打通资金与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高新技术制造业，以金融高效率提升制造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迅速。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是单纯地提升服务业比例，而是重在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以“专业和商业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一直快速发展，占比从1950年的3.5%升至2016年的12.4%，而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仅占8%左右，发展空间很大。要积极推动技术、资金、人才、服务向实体经济汇集，加快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这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