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既是供应冲击，也是需求冲击。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利用历史和经济逻辑，对贸易效应进行前瞻性思考。关键的结论是，这种病毒在经济上的“传染性”可能与它在医学上的“传染性”一样大。
背景介绍
• 截至2020年3月2日，报告病例最多的国家依次为中国、韩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德国——尤其是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病例增长迅速。这六个受灾最严重的国家GDP约占世界供需总量的55% ，约覆盖60%的世界制造业，和50%的世界制造业出口。显然，这些国家的供应中断和需求冲击将产生全球性影响。
•其次，如果病毒和随之而来的预防政策导致这六个国家的总需求大幅放缓，世界贸易将大幅放缓。这种影响可能会被放大，因为在过去的衰退中，全球贸易的放缓速度超过了全球增长。这一结果在2008-09年的贸易大崩溃期间尤为明显。
•第三，除了是全球巨头，这六个遭受重创的经济体的制造业都处于众多国际供应链的核心;每个国家都是对方和第三国工业投入的重要供应国。
例如，中国制造的工业零部件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制造过程都很重要。因此供给冲击在这六个国家可能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创造所谓“供应链蔓延”,即遭受重创的六个国家会将其所受到的供应冲击传递给其他国家，甚至是那些未受到疫情波及的国家。这一供应链渠道在十年前的大贸易崩溃中被证明是重要的(Bems et al. 2010, Yi 2009, Alessandria et al. 2010, Altomonte et al. 2012)。
制造业受到三重打击
制造业是特殊的，因为制造业产品可以推迟购买。正如我们在2009年的贸易大崩溃中看到的那样，“观望”需求冲击对耐用品的影响大于对非耐用品的影响。简言之，制造业可能会受到三重打击：
•直接供应中断阻碍了生产，因为这种疾病集中在世界制造业中心地区(东亚)，并在其他工业巨头——美国和德国——迅速蔓延。
•供应链蔓延将放大直接的供应冲击，因为受影响较小国家的制造业发现，从受影响严重的国家以及随后从彼此进口必要的工业投入变得更加困难和(或)昂贵。
•由于(1)宏观经济总需求下降，即经济衰退，和(2)消费者预防性或观望性购买延迟，以及企业投资延迟，需求被迫中断。
供给和需求对总贸易流的冲击效应
重力方程(Gravity Model)是经济学家最可靠的经验关系之一。它模拟了从一个国家(原产国)到另一个国家(目的地国)的出口价值，因为它正依赖于目的地国的总需求(以其GDP衡量)和原产国的总供给(以其GDP衡量)。用GDP的乘积除以双边距离来反映摩擦。
由于距离不变，对双边出口的冲击完全可以分为供应冲击(原产国GDP的变化，即卖方)和需求冲击(目的地国GDP的变化，即买方)。这种分解暗示了两种总体贸易影响:
1. 鉴于COVID-19是一种供应冲击，出口将会下降，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出口降幅最大。
2. 就COVID-19是一种需求冲击而言，进口将会下降，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贸易伙伴的进口降幅最大。
考虑到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这六个受冲击最严重国家的大规模需求和供应冲击，几乎肯定会引发全球贸易流动的大幅下滑。
通过国际供应链的“供应侧传染”
截至2020年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报告病例的90%以上集中在中国。接下来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韩国。这些观点是恰当的，因为中国、日本和韩国是全球大多数制成品供应链的中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投入的欧佩克”的组织，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工业投入的重要供应国。
在考虑COVID-19的供应链传染时，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纺织投入方面，中国确实是世界工厂——它是整个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的中心。
•其次，供应链传染显示出很强的地区因素。说到纺织品，意大利是“欧洲工厂”的中心;中国是“亚洲工厂”的心脏，美国是“北美工厂”的心脏。在非洲和南美没有中心。
供应联系在不同的部门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中心地位，但也有重要的细微差别。
•就ICT产品而言，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基本上是“亚洲工厂”的联合中心。
•ICT供应链的地域性比纺织业更强。
这些观点的结果是，供应方面的传染很有可能发生。东亚制造业的供应中断很可能会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如电子行业、汽车行业）。
经合组织的增值贸易数据库显示了各国在制造地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它表明，美国、德国(DEU)、中国(CHN)和日本(JPN)生产的商品和零部件在所有主要国家的支出中都非常重要。在所有上榜国家中，中国的增加值占最终支出的比重都不低于3%。在北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在东亚也是如此。欧洲的大型制造商，如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尤其是德国)，是其他欧洲国家的关键供应商。
这显然意味着，美国、德国、中国或日本的供应中断可能对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和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英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没那么糟。
服务贸易
一些服务贸易，如飞机旅行、酒店租赁和旅游业，已经受到COVID-19供应和需求两方面的沉重打击。其他服务，比如金融服务和医疗服务，则不太可能受到干扰。总的来说，这种冲击似乎会鼓励远距离的、以远程为中介的人际交往。由于这些相互作用是许多服务的核心和灵魂，COVID-19最终很可能会增加服务贸易。
情况会有多糟?过去全球贸易冲击的教训
2008-09年的全球危机造成了后来被称为“贸易大崩溃”的局面。这是有记录以来世界贸易最严重的下滑，也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下滑。目前看来，COVID-19不太可能像2008-09年的全球危机那样，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严重和广泛的打击。另一个重要区别是，2008-09年的贸易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需求方面的事件。金融危机会对供应方面造成了一些直接损害，但主要是在银行和金融方面。
已发表的有关贸易大崩溃原因的研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于导致经济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三个主要假设:(1)包括进口在内的所有商品总需求下降;(2)贸易融资困难;(3)贸易壁垒上升(Crowley and Luo 2011)。
对(1)：公认的看法是，经济崩溃主要是由于需求冲击——尤其是“可推迟”的商品(Eaton等人，2009年，Benassy-Quere等人，2009年，Levchenko等人，2009年)。也就是说，由于大部分贸易是耐用品，出口的波动性往往比GDP高出两到三倍(Engel and Wang 2011)。
除此之外，所谓的“牛鞭效应”也适用于中等优质生产商(Zavacka 2012)。最终产品需求的下降，导致价值链中的每个生产商在重新订货前清空库存。其结果是，对供应链上游的企业来说，需求冲击被放大了。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被证明是重要的(Bems et al. 2010, Yi 2009)。Alessandria等人(2010)和Altomonte等人(2012)提出了公司层面的证据。
关于供应链传染，Bems等人(2010)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框架来量化2008-2009年全球衰退期间美国和欧盟的需求溢出和世界贸易对GDP的弹性。他们发现，美国和欧盟需求下降的20-30%是由外国承担的，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新兴的欧洲和亚洲受到的打击最大
对(2)(3)：至于其他两种机制，Crowley和Luo(2011)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贸易政策壁垒在贸易崩溃和复苏期间有所上升。Bricongne等人(2012)和Chor和Manova(2010)发现信贷约束对贸易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
小节
由于政策和公司的反应，贸易体系有永久受损的危险。美国正在对所有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发动贸易战，加上COVID-19可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可能会推动供应链遣返。由于它们的供应链是国际化的，它们的失败将起到相反的作用。
我们不应将流行病误解为反全球主义的理由。来自多个国家的冗余双重采购缓解了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但也增加了成本。近年来，日本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不是预见到2019冠状病毒病，而是受到了中国工资上涨的推动。我们希望更多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协调全球采购。
（详情请参看原文《Economics in the Times of Covid19》）
